- 文／史比野塔 │ 自由文字工作者。此刻希望多一點勇氣及溫柔看待這個世界，然後讓更多的美好被看見。
什麼是冤案？要有多冤，才算冤案？完全無辜？一部分無辜？還是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被定罪也算？司法科學一定是冤罪澄清的助力、而非阻力嗎？那些看起來很「科學」的，一定就是科學嗎？
2016 泛 · 知識節這次邀請到目前在台大心理博士班專攻司法行為科學，同時也是北捷隨機殺人案的被告辯護律師 ─ 黃致豪律師，談談「冤案的司法科學」。
黃致豪律師帶大家認識「冤案」背後司法科學
首先，何謂「冤案」與「司法科學」？又或者，什麼是「人權」？對一般人來說，提到冤案可能直覺會聯想到包青天、七俠五義那樣的故事，黃致豪舉了現代版的例子：蘇建和案，法院以被告自白為依據，然自白取得的過程其實涉及刑求指控，不能作為證據。黃致豪說，這個案子 21 年來，乃至現在還是會被司法官問：「怎麼知道他沒有做？」犯行發生後，司法及檢調單位能做的就是事實地拼湊與呈現，但破碎的花瓶總會少掉細小的碎片。
而蘇建和案的三名被告，以及另外兩起徐自強案及鄭性澤案，最終「無罪定讞」的判定，都指出冤案有被洗刷的價值。
然而，他也提出了另一個案子為例：鄭捷案。「在罪證確鑿的情況下，社會普遍不認為鄭捷有『冤罪』的可能，但從死刑定讞到執行僅 18 天，過程中鄭捷向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非常救濟程序，然仍未能有機會提出非常上訴。死刑存廢與否尚且不討論，但若政府判斷死刑執行的標準如此草率，過程中的證據取得不夠嚴謹，將會有更多的冤案發生。」
黃致豪提到，一部分採信「純潔冤罪觀」的人成為救援冤罪實務上的另類困境：只支持「完全無辜但遭受定罪者」，遇到其他如死刑不救、部分冤罪無辜不救、違法正當法律程序者也不救。因此，即便被告自白的來源可能是在 48 小時的長時間訊問、使用抗焦慮劑、在沒有辯護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取得的，只要物證不足以證明被告是「全然無罪」，仍然不予以救援。
「但這樣做合乎人權嗎？有人會說，罪證過大，小瑕疵不重要。但是，誰能決定哪個瑕疵不重要？司法與偵查機關當然不是全知全能，在深入研究案情前，也無法預知哪個是純潔冤罪、部分冤罪或正當法律程序冤罪但，可這是測試一個國家司法系統成熟度的機會。」黃致豪說，或許到了我們考慮改採「全冤罪觀點」的時候了。
有些人採信「純潔冤罪觀」，認為完全無辜但遭受定罪才叫做「冤罪」，然而偵查與判決過程真的沒有瑕疵嗎？誰又能決定哪個瑕疵是否重要？（Photo from pixabay, CC License）
司法科學與偽科學
「司法科學」是對抗冤罪的武器，從科學倫理、體系嚴謹性、證據法則、正當法律程序觀點的要求，可以區分為偵查科學與審判科學。
黃致豪解釋，「偵查科學」的目的在於開展偵查方向，排除與案情無關的因素，因此無需嚴格證明。像刑事剖繪、測謊、腦造影、指認等都是常見的做法，但仍必須要使用法律規定的證據方法，不可使用不正當手段，如威脅利誘、疲勞偵訊等方式取得證據。「審判科學」則因屬法庭上法官判決的依據，除了正當程序外，也需要有嚴謹的證明。但不論如何，搜證時都必須要盡可能專注，他說，「犯罪證據的衰敗是線性下降，時間越長，證據毀損越多。」
此外，還有所謂的「司法行為科學」與「司法心理學」。心理學可能比較好懂，那行為科學呢？其實行為科學是指以心理學為基礎發展而來，在司法領域上的應用有司法精神醫學、司法腦與神經科學等，並同時受到科學倫理準則與司法正當程序約束。
法律的判決結果將會左右人的一生，然而即便以科學的方法審慎評估，卻難以避免「偽科學」的存在。
「偽科學並非騙局，而是徒具科學之形，缺乏科學之實，常訴諸人的權威性多於系統的可驗証性，透過消極證據支持核心論述與概念。像常見的占星術、傳統測謊，都是『偽科學』的可能例子。」
黃致豪並介紹了能幫助判斷是否為偽科學的 10 個指標：
- 欠缺可證偽性，諸多刻意操弄空間
- 迴避同儕審查
- 欠缺自我修正機制
- 欠缺防止確認偏誤的機制
- 過度依賴質性供述
- 誇大某技術的功能與效能，忽略其限制
- 「老字號、信用高」的謬誤
- 不自證己「對」
- 與其他既存科學領域間缺乏可連結性
- 愛用內容不詳又無法驗證的新術語。
人證的不可信：記憶污染與扭曲
除了偽科學外，刑事司法實務中證據方法也有「科學偏誤」問題。
法定的證據方法有人證、物證、書證、勘驗與鑑定，而美國心理學家 Münsterberg 在 1908 年曾做過實驗：課堂上有兩人突然闖入互毆，之後拿走教室內的東西離開。他請學生寫下事件的特徵，絕大多數的人記得不到三成。
「不要盲目相信一般人的觀察力，」黃致豪說，「人們記憶污染、扭曲、虛構的情況很嚴重，以及種種認知偏誤，時常導致錯誤的指認。」自 1989 年至今的「DNA 洗冤分析」指出，超過 301 件案件中，因為錯誤證人與記憶證詞所造成的冤案超過 7 成。
既然人的記憶如此不可信，那麼反映在「人證」時又會有什麼樣的情況發生？
「受害者的指訴裡，情緒與壓力會對人的指認能力與記憶產生破壞。」黃致豪說，「例如在認知心理學中，一般認為性侵害時距離很近，加害者的特徵應該都會記得；但實際上大部份的性侵案件，受害者的指訴作為可用證據非常薄弱。而被告的自白也常會出現『若為清白，生命可拋』謬誤，加上證人的證詞在記憶的非自主編造特質下，容易出現『腦補』的狀況。層層環節下來，人證的正確性可能受到干擾與阻礙。」
司法價值得建立在科學與人權上
最後，黃致豪做了小小的結論：科學是一種態度，信度、效度、可審查性才是科學的核心。而首先，我們必須理解確實有假科學之名的「偽科學」存在。
他說，「人權也是一種態度，它是多元、包容、自我懷疑與驗證。如果想要擁抱人權的一角，就需要接受它的全貌。冤案運動不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工具，而是一面鏡子，唯有同時重視科學與人權者，才能找回司法的價值。」
更多關於「正當法律程序」的資訊，可參考端傳媒〈黃致豪：為了對抗怪物，我們必須變成怪物？〉一文的相關段落
The post 泛知識節紀實：冤案的司法科學與偽科學 appeared first on PanSci 泛科學.